凶手弗拉纳根也曾是电视记者，与两位受害者是同事。

美国记者电视直播时遭枪杀

26日，美国弗吉尼亚州两名电视记者在直播时遭枪击身亡。案发后，枪手多次在社交网络发帖，还向媒体传真一份自述，形容自己为积聚愤怒、只待爆炸的“火药桶”。

“直播”扩大负面效应

郑佳文：美国每年发生的枪击案多如牛毛，但这个事件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作案者利用电视直播犯案，使得犯罪现场被千万人直击。而且，作案者还选择了早晨直播这个时间点，很多美国人选择收看晨间新闻节目，枪击的震慑度一下子被扩大了。

李明波：这场谋杀可谓是精心设计的，为的就是达到最大的传播效力。我注意到，作案者弗拉纳根也曾是一名新闻工作者，可谓深谙新闻传播规律。

比如说，他预料到，枪击事件一旦有嫌疑人的名字泄露出来，记者一般会去网上搜索凶手信息，因此早早在社交媒体账户上准备好自己的照片供记者使用。

王希怡：所以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在报道事件时更应该加倍注意尺度，避免渲染。

事件发生不久后，凶手自己发布的行凶视频在社交网络上疯传，甚至一些电视台也完全未经处理地将视频呈现给观众，尽管人们希望了解事情发生经过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在公众平台上肆意传播这样的暴力场面，给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远超人们想象。

李明波：有人形容说，这是继肯尼迪被刺、911世贸中心倒塌后，电视屏幕上再次出现死亡场景直播，其恐怖程度令人发指。

郑佳文：没错，“什么该传播、什么不该传播”这个问题依旧值得媒体深思。此外，我们处于“全民皆记者”的时代，个人在使用社交媒体时也应该考虑个人行为可能造成的影响。

传播枪击现场视频，除了让人不安以外，也可能让人对恐怖行为麻木、产生纵容心理。

无意识中助传恐怖

郑佳文：弗拉纳根“最高明”的一招在于利用社交媒体。在枪击现场，除了电视直播镜头，他还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手机进行拍摄。

王希怡：而犯案逃离现场后，他开始更新他的推特账户，20分钟就发布了6条信息，最后一条就是他的枪击视频，而这个视频居然被广泛转发，形成了“病毒性传播”。

郑佳文：在社交媒体上，人们常常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转发、点赞，在转发凶手的帖子时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传播恐怖”。从这个角度说，转发此案的社交媒体用户也是“同谋”，他们都在不知不觉中被凶手利用了。凶手通过社交媒体得到千万网友关注，这种狂热的关注度往往只有明星才享有，因此还有可能鼓励一些渴望关注又心怀不轨的人去效仿，造成恶性循环。

李明波：对。无论是个人袭击还是恐怖袭击，一些高调的袭击行为，通常追求的不是死亡人数的多少，而是对社会公众心理制造更大的恐慌。

美国枪支泛滥无解

郑佳文：这起枪案再度引起美国国内对禁枪问题的讨论，但对于在全美更广泛的禁枪，我并不抱太大希望。在2012年的胡可小学枪击案后，奥巴马推出了“最严控枪令”，但其控制作用非常有限。有报道称更多的美国人支持持枪了，这等于扇了奥巴马一个大巴掌。

王希怡：我感觉枪支管制问题在美国基本无解，美国甚至有几任总统受过枪击，但也未能成功推动枪支管制。每次发生大型枪击事件后，美国社会都会有一番激辩，但是随着时间过去，又会偃旗息鼓不了了之。问题的根源在于，个人持枪是美国宪法规定的权利，不容侵犯。而且，美国相当部分民众赞成“不是枪杀人，是人杀人”的观点。*#*

李明波：美国控枪不仅涉及治安问题，还涉及传统和法律问题。枪支成了维护人身安全的重要工具，携带枪支遂成了美国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注员工心理健康

王希怡：这次直播枪击事件还涉及职场暴力的问题，这一问题在美国其实挺严重的。去年9月，美国短短一周内接连发生了三起职场枪击事件，作案者都是对老板或同事心生不忿，因而行凶杀人。

郑佳文：弗拉纳根就认为自己是在办公室受到同事的欺凌后做出报复举措。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2006年至2010年平均每年有551人因工作相关理由被杀，而每年美国有200万名打工人士成为办公室欺凌的受害者。

王希怡：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弗拉纳根离职闹得很不愉快，是被警卫架出去的，这等于为日后的枪击案埋下导火索。这让我想起美国电影《在云端》，里面的男主人公就是一位职业裁员人，专门受雇于各大公司来当裁员的“丑人”。他能够熟练地运用专业谈判技巧和心理技巧去安抚对方，疏导其负面情绪。我觉得这种职业就很有意义。

李明波：从目前披露的细节看，凶手的心理出了大问题。在现代社会，心理疾病的发病率明显上升，我觉得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心理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郑佳文 李明波 王希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