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因为我称杨绛为先生，说我牡牝不分吧。九方皋相马只在乎其可千里，灵山仰佛亦唯拜真经。伟人是不分性别的。后生可畏，先生德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就像我们称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孔丘为夫子或圣人，先生，也算是我对杨绛先生的一份崇敬吧。
2016年5月25日，文学家、翻译家著名的杨绛先生真的走了。“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善良的她慈悲为怀，关爱和守护着这个芸芸有众生的人世界，整整105个春秋，她是那棵浓荫匝地的大树。时光迟缓，你看她清丽斯文的衣衫之上，一抹从民国出发的温和光照，像渔歌晚唱，或像一茎春兰，素雅高贵，泛着暖意，敞亮着我们的天空。渐行渐远渐无书，当一棵大树挪离了大家熟悉的地方，惆怅和惋惜早弥漫于我们的心田，天在下雨。一个时代就这样静而必然地拉幕辞谢。静是最诗化的意境。心湖如镜，一串涟漪从此向彼，渐渐消歇，回归的是万古如夜的逸静——平静，宁静，也无风雨也无晴。
105岁，很长很长，杨绛先生睿智大勇，诗情哲理地走着。“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一场爱的甘霖洋洋洒洒。仁者寿。
神情仿佛，我看见了那个知书达理又活泼可爱的女孩。杨绛本名杨季康，小名阿季，1911年7月17日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杨绛是家里的老四，最最矮小，也最得其父亲钟爱，“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杨绛的父亲有午睡的习惯。“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小天使般的杨绛默默陪侍在侧，她拿了一本书，坐在父亲房里，大气不出，静静地翻，遇到要上厕所，或拿什么东西，也是如小猫行地，寂然无声。冬天了，小杨绛悄悄把脚伸在父亲将穿的鞋子里取暖，这不是《二十四孝》里走出的温席黄香吗？生活可以平淡无奇，教养却是一个家族深入骨髓的贵族精神。教养也是一种自律。六岁的杨绛在北京女师大附属小学读书。一天中午，小学生们正在用餐，适逢一批客人进来参观，主陪的是女高师的“学监”，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贵客驾临，小学生们埋头吃饭，鸦雀无声。杨绛背对着门，没看清形势，她吃得吧嗒吧嗒，面前掉了不少饭粒。三姑母见状，疾步走到她的跟前，附耳说了一句悄悄话，杨绛省悟，赶紧把饭粒捡起放进嘴里。旁边的小朋友看了，也照她的样子办。小阿季在父亲的引导下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读书迅速成为她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 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说完父女会心对视。但小阿季绝不是那种刻板犯傻的孩子，从小学习好，但也个性顽皮，一位姓马的老师上课时讲“白马非马”的典故，她调皮地回说：“不通不通，假如我说，‘马先生，非人也’，行吗？”闹得同学一片哄笑。渗透在杨绛作品中的智慧幽默由此可见一斑。
杨绛是浪漫的，浪漫者大抵直率天真，敢爱敢恨，即真性情者。1932年春天，杨绛与钱钟书初见。杨绛眼中，钱锺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两人不过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彼此难忘，像是佛祖早就安排的善缘。后来钱钟书与杨绛约会。见面的第一句话便是：“我没有订婚。”杨绛则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他们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钱锺书与杨绛结婚后，杨绛中断清华学业，陪钱锺书出洋游学，她甘做“灶下婢”，“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汤”。做饭制衣，翻墙爬窗，她揽下了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在中国式家庭，最糟糕的可能便是婆媳关系，但钱钟书的母亲这样感慨自己的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尤为感人的是，杨绛病重的公公问婆婆：“我死后，你跟谁过？”杨绛的婆婆想都没想：“跟季康过。” 1946年钱钟书在短篇小说集《人·兽·鬼》自留的样书上，为妻子写下这样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杨绛曾把英国作家所概括的最理想婚姻念给钱钟书听，“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钱钟书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百无一用是书生。在许多人的字典里，读书人常被描得黑不溜秋，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更在于缺乏担当精神。我们不必说杨绛先生的翻译、创作著作等身，是一座高不可攀的山峰。在杨绛的家里，她像一只梁下吐酺的母燕，倾力经营和维护着自己的窠巢。钱钟书常会闯些小祸，不时愁兮兮地告诉杨绛，生命打翻墨水瓶，脏了房东的桌布；台灯弄坏了；门关不上了，门轴两头的球掉了一个……杨绛总是回答：“不要紧。”果然，杨绛回到家，把桌布洗得干干净净，台灯、门轴也一一修好。文革之初，有人写钱先生的大字报，杨绛就在这张大字报的边上糊了张小字报，逐条澄清事实。当时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开批斗会，走资派们都低着头不敢吭声。只有杨绛，别人揭发批斗钱先生，她迅速起身为钱先生辩护，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当时甚至跺着脚，就是不服，执着地澄清：“你们说的不是事实。”在别人眼中，杨绛“真的如同母狮，难以想象看起来那么柔弱的女子居然可以这么刚强。” 1994年，钱钟书和女儿钱瑗分别住院，两家医院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已经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已病到只能靠鼻饲的钱钟书，不适宜吃医院提供的匀浆，杨绛就亲自炖汤做菜，剔出鸡胸肉的每一根筋，鱼肉则不留一根小刺。
“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
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回顾杨先生生活的年代，大至钟鼎神器，小到草芥针钩，争权争势，争富争贵，争名争利，不一而足。民国时期连绵不断的战争，新中国建立后的阶级斗争，改革开放后的名利之争。时时处处，都折射着争斗的痕迹。争，也成为许多人的哲学态度。但杨先生不食人间烟火，她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了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最让她怜悯和叹息的，是那些不知为谁辛苦为谁甜的匆匆过客。 文革十年，“牛鬼神蛇”的杨绛被剃了“阴阳头”，还被分配去清洗厕所。但她清除污垢秽气，使女厕焕然一新，然后则掏书来看。后来年近六十的杨绛又被下放种菜。杨绛一边看管菜园，一边坐在小马扎上，就着膝盖看书写东西。杨绛的同伴这样回忆，“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说‘文革’对我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也是在这苦难的十年，钱锺书先生写出了传世之作《管锥篇》，杨绛先生则译著了八卷本的《堂吉诃德》，并获得西班牙国王颁发“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
1981年，杨绛出版了《干校六记》，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写于1980年的长篇小说《洗澡》施蛰存先生誉其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2003年，杨先生出版的《我们仨》，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时隔4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推出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被评论家称赞：“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
2003年起，杨绛先后整理出版了钱钟书的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卷的《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
杨绛是安宁与淡泊的。她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锺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九十岁寿辰时，她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
如果她也争，她只与自己争，吃草，挤更多的牛奶。否则，她不争，决不。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仁者寿！
“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她在细心地为她的灵魂清点行囊，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
愿先生一路走好！在那边，再重续《我们仨》的前缘，纤尘不染，一碧千里。（竺时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