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卫民小说集《山里人》读解
◎ 浙江职教网 黄三好
谢卫民先生的中短篇小说集《山里人》主要收录了近几年他在《小说月报》等文学刊物发表的30余篇作品。我以为，小说集《山里人》中诸多文本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作者的平民视角与乡土情结。平民视角在文本中随处均可体现，作者通过对浙东沿海三门湾畔湫水山麓农村生活与乡民生存状态的悉心发现以及在这个层面上的独特审视与思索，付诸文字结构成篇，娓娓道来。作家的乡土情结贯穿始终，通过文学语言这一媒介对家乡的人情物理、生产生活诸多方面进行积极解构。也许在故土面前，谢卫民永远是一个大男孩，一个淳朴的充满童心的大男孩。
乡土情结支配下的创作动机，极单纯，很纯粹，顺其自然，无为而为。“而为”之“为”是源于作者的一个清晰定位，即对素材取源地域（浙东沿海三门湾畔湫水山麓）的界定——当然，这种界定是作者潜意识当中完成的，不带有任何功利性，不是为了写作而去写作。确切地说，应当是魂牵梦萦的乡土情结驱使作者拿起笔来诉诸文字聊以寄托这份郁郁的思乡之情。“爱之深，恨之切”，正若谢卫民先生在一次主题为“书本伴我走向成功”的演讲中所述“想把家乡人的聪明、能干、勤劳、憨厚、朴实，但又不失麻木、愚昧、落后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表现出来，想把家乡的人、家乡的情、家乡的事、家乡的景，用我的笔墨描绘出来。”在这个认识前提下，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谢卫民先生的作品艺术感染力强。一方面，开口小，有深度，建立在自己熟稔的家乡的经济、文化、民俗活动、民间信仰以及乡民的生产活动、生活习惯等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确不失为明智之举。地域特色、语言特色及文化特色——而这些元素恰恰是不可克隆复制的。越是民族的东西，就越是世界的。对于每部作品,重要的是它的个性,我们面对的永远是一个从一般到个别的事件，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法则。从这个意义上讲，谢卫民先生的小说无疑是成功的。另一方面，谢卫民先生文笔老辣，文本中多处均可淋漓体现，如《头号人物》、《猎人轶事》等；篇幅多以短小精悍见称，如《灰鼠》一文。那些地域广阔，背景宏大，气势恢宏之作固然给读者一种“饕餮大餐”的感觉，但谢卫民先生这种扎根乡土、关注乡土、倾情乡土的精神以及在这种精神支配下创作的系列精短“山野”作品是应当倡导的，是值得时下一些作家潜心学习的。殊不知，作品的感染力、影响力往往与篇幅的大小、字数的多寡并不总成正比的。
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贯穿始终。是真名士自风流，唯真性情最动人，作者依托短篇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勾画人物、提炼素材、结构全篇、彰显艺术魅力，从而深化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应当说，在这种潜意识的天性流露支配下，使谢卫民先生的小说作品具有了质朴、本色的自然之美——唯其如此，作品才能不隔。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很难见到无病呻吟、哗众取宠之作。写作的最初动机，应该说是缘自于一种真性情——这种性情是丝毫不加掩饰的。这种真性情一方面包括对故土的关切，对故土的热爱，对故土的眷恋，对故土的思念；另一方面包涵着对故土消极落后甚或丑陋的一面无情的批判与挞伐，读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几近窒息。例如《头号人物》一文，乡风的败坏，宗族间的械斗，色相的出卖，权势的追逐，人格的堕落以及人性的几近完全丧失在作者笔下都达到了极致。其中作者用墨不多描述了老朱相的女儿秋月，由一个县立女子中学的学生到被迫辍学，继而被胁迫订婚，再到后来的人格尊严的丧失、人性的几近泯灭，反映了弱小个体在强大的邪恶势力面前被吞噬的社会现状。我认为，也只有心怀赤子之情，才能敢于直面惨不忍睹的乡土丑态，继而揭露这些黑暗，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
谢卫民先生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提炼素材，进行深入细致地描写。在文学体裁里，“故事”是绝对不能等同于“小说”的。文本中的故事情节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故事单纯的表层，作者巧妙地依托故事，赋予了文本较强的深刻性、教育性，甚或揭示了乡民的愚昧与落后，具有积极的批判现实意义，客观上达到警醒世人的目的。例如作品《百佛草》，主人公篾匠田九通过《招亲广告》公开拍卖亲生女儿小翠、购销皮鞋受骗、贩卖带鱼变臭、小翠被人贩子轻易拐卖(连人贩子哪里人甚至姓啥名什都不知道)、小翠被人贩子逼迫自杀以及田九收购百佛草自焚等情节展现了田九老汉法律意识的极端贫乏；面对家庭系列悲剧的出现，田九不但没有运用法律手段维权为自己讨回公道、为女儿讨回公道，反而选择了逃避现实，选择了自杀这一最大的人生哲学命题。从文本交待的背景看，“村里学起小城，这几年也贴广告”，“是去做工”，“外头工厂要人呢，工钱高得吓人”，我们可以得知作品选材的背景时代性还是较强的。《百佛草》一文，一方面描述了田九老汉的“愚”与思想觉悟的滞后，另一方面，揭示了社会现实复杂的一面，具有无可替代的警醒世人的功用价值以及对社会上个别地方还存在的“陌生汉子”与“黄岩客”之流坑蒙拐骗丑恶行径的唾弃与无情鞭挞。
抓住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谢卫民先生笔下的人物或大姑娘小媳妇，或青年学生或壮年汉子；或篾匠或猎人，或酒王或棋手，或埠主或信徒；或老板或伙计，或恶霸或游徒等等。这类人物在其他文学作品中也常见，但在谢卫民先生笔下，着墨不多，却勾勒深刻，平添了文本的张力。俾众周知，人是灵长类高级动物，人的情感具有复杂性，是动态的，是变化着的。缘于中国社会传统的善恶有报的民间文化信仰，受众者主观上多喜欢好人处处都好，坏人处处都坏。即便价值取向一致、有着情感共鸣，在创作、欣赏以及批评时都要尽量保持理性认识。对作家而言，创作时，不能把人物形象简单地符号化，否则就会脱离生活，削减作品的感染力；就读者来说，在欣赏作品时，不能简单地把所有的人物都一分为二，好的好坏的坏，否则欣赏作品时，就像吃了一顿“囫囵饭”；批评家更不能用“样板”来界定人物，贻误作家、误导读者。在谢卫民先生笔下，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是“活”着的，会“动”的。这是我所喜欢看到的，也许这也是广大读者所期待的。如《信徒》一文，九弟是一个典型的动态的主人公，“九弟原先并不崇拜佛里庵的”。“那年二月，也就是庵里添了一个小尼姑的二月，九弟忽然成了一个虔诚的信徒”。九弟烧香跪拜、写疏修庵等，这种前后巨大的反差吊足了读者的胃口。至文末，作者只是说，九弟外出务工去了，同一天小尼姑也不见了。九弟对佛教态度的180度转变，是一种对佛教源自内心的虔诚，还是处于青春悸动期对爱情的追求“爱屋及乌”呢？相信读者心中自有一个“哈姆雷特”。再如《白虎汤》一文，一贴痊药铺老板因使用一两砒霜（剧毒）治愈一垂死小姐声名大噪，但面对自己气息奄奄的老母他自言自语：“若是他人母，一贴白虎汤。”犹豫之后，“心事重重开了一张处方，交给店面的小伙计”。后来老板母亲的病好了，药铺老板质问小伙计“啊？你竟敢在我母亲的药汤上加二两砒霜？！”药铺老板的态度从往常的“镇定自若”继而到“严厉”，直至文末的“气恼”、“气极”，可以说发生了急遽的变化，仔细想来，好像又在情理之中。个中品味尚需读者阅读原文，我这里不用赘语了。
注重空间审美留白，尤以结尾见长。给读者一种“余音绕梁”的空间审美留白。故事情节的发展看似情理之中，但作者却安排了意料之外。如《酒王后代》一文中的酒王后代杜善酿主动上门为驻镇东洋兵酿酒，第二天一早，东洋兵“脸上凝固着笑容。摸摸身体个个冰凉”。“人们欢呼着，寻找着。然而，哪里还有酒王后代的踪影”。通过小镇上百姓的情感变化：痛恨，怀疑，佩服。一波三折，酒王的形象就站立起来了而且还占稳了——因为作家赋予了杜善酿高超的酿酒之技、无畏的解困之德以及功成名就之后悄然隐退的仁侠之风——而这些元素恰恰是凡夫俗子甚或一般的英雄难以企及的。再如《红包》一文，主人公老卞面对250元的贿赂，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到最后还是心安理得地收下了红包。《诸葛双舌》一文结尾处这样写道：“硬币靠墙而立，竟不倒下。”真难为了医生，该割掉哪一条舌头呢？《无形的外套》一文以“我”“溜了”结局，真令读者大跌眼镜。
我以为，在谢卫民先生内心深处，奉行的是乡土本位。正如同他在一次与著名作家陈源斌先生的谈话中提到的那样“校长是暂时的，名师也是暂时的，鲜花、荣誉和掌声都是暂时的，最后我还得回归到文学上来。这是我的梦、我的理想”。“回归到文学上来”的背后还是源于自己的乡土情结难以割舍。庆幸的是，谢卫民先生已经在多年前找到了一个寄托乡思的良好载体，并且已经在灵魂深处扎下了根——他不会放弃这个载体的，当然他现在也不能放弃这个载体了，因为它已经发芽了。我期待有一天，在一个春花烂漫的季节，当我再次来到三门时，于三门湾畔湫水山麓，我看到小河的微波在岁月里回眸，正打量着季节的嬗变与人世的沧桑；我更看到一株伟岸的大树正在自由自在地生长着，枝枝叶叶在骀荡的春风中尽情地摇曳着，在向我微笑，向我招手。(原文刊发于《台州文学》，编者略有删减)
